“文革”期间的真实生活
作者：老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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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6年起，从县城到农村，到处见到的是用白纸写上黑字的“大字报”，和大幅白纸黑字标语贴满墙。
批判会：
从县领导、各局长、公社领导一直到大队干部，都被划为“当权派”或“走资派”。
天天召开批判会，有县城、公社、大队的各级批判会，被批判者站在台上，头上戴着白纸长帽，在帽上写上骂人话语，由各派代表上台揭发批判。
批判以后，就宣布罢免职务，扭送到全县去游街。
有的就被下放到农村、工厂、农场劳动改造，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
阶级斗争：
家庭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简称”五类分子”）的人，及其子女，是专政对象，也经常遭批判。
投机倒把：
有人用钱或纪念章购买、换取空白介绍信，套购了大量纪念章在交换场所倒卖；
有人用请客吃饭、给零钱的办法，唆使青少年三天内在交换场所卖出两千多枚毛泽东像章；
还有七个青少年身带凶器，翻越工厂偷窃，被捉拿时当场追回一千四百多枚。
语录满天下：
从县城到小乡村的墙上，到处用白灰制成白壁，用红油漆写上毛语录。
家家户户的大门口，都用白灰制作成对联、横批，然后请小学教师用红油漆写上毛语录。
文件、信封、信纸上面，第一行都是印着毛语录。
广播：
每天早中晚三次广播节目，开头播放的歌曲是《东方红》，结束时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
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
每天早晨，从县城到小山村，人们按单位、学校、生产队为组织，站在旗杆下，右手举起毛语录本，向毛主席席请示（今天我去做啥事情），晚上收工时也站在旗杆下向毛主席汇报一天的工作情况。
为了表达对领袖的忠诚，还要经常跳忠字舞。
毛主席思想宣传队：
当时的国家干部（工作队），通通称为毛主席名字命名的“毛主席思想宣传队”，都是长期吃住在各个大队，与社员同劳动，领导“抓革命、促生产”。
证明条通行全国：
出门，去外地，一定要带“证明条”，一般都是由大队开具证明。如果公社的证明带在身上，就很派头了。
日常生活凭票供应：
粮票、布票、煤油票、肉票、副食品票、香烟票、肥皂票......很多商品都要凭票供应。
不管男女，只能按国家发给的布票（开头每人每年发3尺布票，后来到1970年增加到每人每年1丈布票），拿到县百货公司或公社所在地供销社买布。
做外衣的布的颜色只有蓝、黑两种。衣服式样也只有中山装、汉装、青年装、军装。
文化活动：
宣传队演革命样板戏和革命节目， 各公社、大队也有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演唱革命歌曲、舞蹈节目，由所在地小学老师编导节目。
电影只有《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几部，后来就经常放映革命样板戏电影。
文革前的电影都被视为封资修的电影，是禁演的。
知识青年农场：
县有五四知青场，各公社也有知青场，有宿舍、食堂，吃住、劳动都在场部。
高、初中毕业生，一毕业就安排到各知青场去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每月由县知青办发给基本生活费15元补贴。
学习班：
那时的学习班，不是纯粹的学习，而是拘禁。
被通知去学习班的人，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参加生产队劳动而外出做工又称搞副业）的人，有教师、干部，以及家庭出身不好（家庭成分地主、富农、商业等）的农民等等人群。
开会：
那时候人都不敢不去参加开会，因为大队召开群众大会，都是贫下中农参加，也叫革命群众。
“五类分子”及其子女是不能参加各种会议的。不能参加会议的人，经常要多负担义务工。
按劳分配：
农村的农民叫做“社员”，每天按时出工、收工。每个大队分若干小队（又叫生产队），设小队长和记工员。
社员又分全劳力、半劳力，18岁以下、60岁以上为半劳力。每天晚饭后，大家都要去生产队里记工评分。
一般劳动一天，全劳力10分，半劳力就5分。
到了年底，由大队会计来生产队为社员核算工分，劳力定年基本分。
应负担的义务工，没有劳动力的户要交多少钱。
购物：
县城只有一个国营的百货公司，一个城关供销社，一个饮食店。
每个公社有一个供销社，每个大队设一个代售店。一般物资都是凭票供应。
城里只有一个理发联社，去理发要先买票排队（理发2角钱）。
百货公司偶尔推出零碎布料，一尺几、二尺几、三尺几不等；推出清仓的大毛巾、小毛巾、手帕，免收或减收布票，众人纷纷排队抢购。
零碎布料可以做鞋，或拼起来做内衣内裤；大毛巾可以拼成“毛巾被”，被认为是很“奢侈”的享受；手帕可以用来做无袖圆领衫，前胸一块后背一块，穿在身上像是前后挂了两块小图版。
有时候也推出毛线、球鞋等商品，很罕见，女人们遇上了，能喋喋不休地高兴几天。
劳保用品：
一些大的厂矿根据不同工种发放“劳保用品”：工作帽，工作服，围裙，劳保鞋，棉纱手套……
人们常常将棉纱手套积攒下来，织成背心、套头衫，很实惠。还有人弄(买)来一个个口罩，拆开来拼成蚊帐。
居民户：
居民户比农户的地位要高些，子女工作由国家安排（上山下乡插队后也先后回城安排），粮食每月凭粮证到粮站购买（大米成人月/28斤，每斤/1角4分）。
节日时，由食品站发给肉票供应2斤猪肉（猪肉每斤7角4分）。
“通风报信”、“代购紧缺物品”等“开后门”现象和“伪造单据”、“少付多找”、“串通出货”的行为比比皆是。
吃饭：
城乡大部分人都要吃地瓜、米，连居民户到粮站凭粮证买米，也要搭配地瓜。
社员家里，用米和地瓜做饭，没有米时就全吃地瓜。
粮食定量供应，分大小口。
成年人月供应标准多在二十五斤半到三十二三斤之间。
城镇居民二十五斤半。机关干部、教师等要多一点，好像是二十七八斤。体育教师又比其他教师多一点，因为他们要带领学生跑，跳，打球，消耗能量多一些。
一线工人要多些，重体力劳动者则更多一点，有三十多斤。
中学生也有二十八到三十斤，因为他们正在生长发育，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未成年的孩子则分年龄段，给予不同标准。孩子出生，凭出生证到派出所办理户口，到粮站办理粮油供应证，于次月正式供应粮油。
每人月供菜油四两。
一切米、面、杂粮，包括玉米、红薯、土豆、山芋干……一切由粮站加工的制品，均凭粮证或粮票供应。
但不是你想要什么，粮站就供应什么；而是粮站有什么，你就必须买什么。
一切食品店里的糕点零食，一切饮食店里的干饭、稀饭、包子、油条、粉皮、发糕、粉丝、面条、馄饨、水饺……均收取粮票。
逢年过节则有可能搭售一点糯米、“富强粉”，供人们裹粽子、包饺子。平时一般没有。
五斤鲜红薯抵折一斤粮，人们都觉得划不来。玉米、山芋干则是一斤抵一斤。
冬天蔬菜少，以青菜萝卜为主，以腌菜为主。入冬以后，各家各户乃至食堂，都要腌菜。
高杆白菜上市的时候，人们便整板车整担地买来，晾晒在竿子上、墙头上、屋面上。
晒软洗净以后，就可以腌了。腌菜用的是大缸，男人赤了脚进去踩。一层层铺菜一层层踩实（也有人间杂萝卜于其中），最后将准备好的青石压在上面。便是全家人一个冬天的用菜了。
照明：
当时，全县大部分大队都没有电灯。
大队开群众大会或有文艺晚会就用汽灯，汽灯好亮，可以把整个会场照得如同白昼。
农民走夜路就点火篾，手电筒还不是人人都有。
农民家里普遍用简易的煤油灯，有灯罩的“泡灯”还算高档灯。
最常用的通讯工具：
家里有人出门，一到外地，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先写一封信向家里人报个平安。
年轻人恋爱时写情书，就是靠写信，寄一封平信8分，挂号信2角。
电话当时只一个大队一部电话，那电话是用手摇的。
电话打到本公社内，可以在大队打，如果打长途，就要去公社邮电所打。
电报，有急事要通知在外家人，就去公社邮电所发电报，按字计费。
人们最羡慕的单位：
在公社所在地，人们最羡慕的单位是供销社。
在供销社的工作人员，不但购物方便，而且买货比别人便宜，还可以买到别人买不到的凭证供应的物资。
供销社和百货公司职工最令人羡慕。
他们得风气之先，偶尔能买到不收布票的日用品，且价廉物美。女职工一般都穿着入时，头光面光，鲜活洁净。
有民谣称：“百货公司一枝花，蔬菜公司豆腐渣，食品公司母夜叉。”
“吃得开”的人：“四个轮子一把刀，白衣战士红旗飘”。
“四个轮子”——开汽车跑运输的司机。他们在外面跑，比较活络，有机会得到别人难以得到的东西。
“一把刀”——屠夫。猪肉紧俏，他们刀下便是人情。
“白衣战士”——医护人员。人总会生病，生了病必然会有求于他们。
“红旗飘”——解放军军人，国家保障，身份显赫。
自行车：
自行车是颇受人们欢迎的代步工具。
上海永久牌自行车是万众瞩目的名牌。还有“凤凰”、“飞鸽”，都很好。
一部自行车的价格大约150元人民币。那时候工资低，一般仅够维持一家人吃饭；甚至寅吃卯粮，月月亏空，要多长日子才能攒够这么多钱？而且要票证。
自行车票不是长年发，而是偶尔一次，数百人中难得一张。于是托关系走后门则不言而喻。
举报：
文革中极力鼓动倡导推崇人与人之间互相"举报“。
在大义灭亲的口号下，夫妻、父子、兄弟、翁婿、师生、亲朋好友间到处举报成风……
妻为离婚诬陷夫床上咒骂领袖而将同床异梦的丈夫送入牢房离婚得逞；
兄弟子侄之间为争家产诬告对方谋反而达到目的；
同事朋友间因忌才妒能眼红对方捏造反革命罪；
举报债主谋反而免还的；
举报情敌泄恨的……
古来“诬告反坐"的诉讼规矩早已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所替代！